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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与贵子:教育公平一直以来只是一个梦想吗

更新时间:2019-07-15

  今年三月,美国爆出史上涉案人数最多的高校招生舞弊案,耶鲁、斯坦福、南加大等多所名校陷入丑闻,相关人员涉及公司高管、好莱坞明星、高校体育教练、行政人员等。5月2日,有外媒称,舞弊案中的最大款项650万美元,来自一个中国富豪家庭。涉案者赵涛是山东步长制药公司的董事长,他通过中介伪造女儿赵思雨帆船运动员的身份,为她打开了通向斯坦福的大门。除了步长制药的发家黑历史,网友们还扒出了赵思雨几年前在斗鱼分享学习经验的直播,她告诉听众坚定目标、坚持奋斗,想考理想的大学,没有捷径可走。

  教育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实现社会流动、阶级上升的最有效路径之一,对教育公平的无视与践踏也因此触及了人们内心的底线。在自由主义语境下,人们对公平的期待往往指向机会公平,然而教育机构的选拔机制似乎并未真正完全遵循机会公平原则。在斯坦福丑闻之后,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希望通过梳理以下几本书,挖掘教育机构是如何同权力与资本合谋,进而隐蔽地阻碍了正常的教育选拔与社会流动:精英高校的学子是通过怎样一系列机制成功步入上层社会甚至统治阶层的?教育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维持并巩固了精英阶层的特权?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是如何在教育平等的巧妙伪饰之下将特权世代传承的?大学录取标准是怎样被权力结构所影响,又如何反作用于权力结构的?教育扩张是否能真正打破阶级壁垒,为人们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当我们走入大学,等待着我们的是学术象牙塔,同时或许也是一个权贵主宰、阶级隔离的黑暗场域。当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需要认真审视与反思的,或许不是某一座或某几座高校的腐败,而是教育机构的本质和现代教育的体系问题。

  作为盛产精英、富豪与统治阶级的世界顶级学府,哈佛大学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机制将学生送入上层社会的?《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美国保守主义作家、《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多塞特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1998-2002年间就读于此。从入学典礼到社团晚宴,从学生的恋爱生活到课堂状态,他在这本《特权》中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末美国精英高校图景,这本书可被视为一位毕业生对大学生活的回忆录,更难得的是,他也以局外人的视角对哈佛的功利主义风气进行了剖析与反省。

  多塞特多方面分析了哈佛是如何为学生注入功利主义思维的:社团和兄弟会能让他们有效建立上层社会人脉网,学生往往放弃和自己喜欢的人做朋友,而将时间花在这些小团体中,为日后的职场晋级和阶层攀升做好准备;哈佛日渐严重的“分数膨胀”让学生的成绩变得越来越好看,但学生们很少用功学习,他们充分认识到好成绩不过是一份诱人简历的一小部分,好成绩更不意味着你需要扎实地读完全部书目;校园中对于学生未来的提醒无处不在,这也让学生间的罗曼蒂克之爱更多服从于对现实的考量,功利主义因子甚至潜入了性关系之中,在哈佛,一切都从“你不应该破坏你的职业生涯”出发。

  此外,哈佛也是阶级隔离的场域,学校在对多元化的强调之下实际上招收的是最同一化的群体。学生们尽管拥有不同的性别、肤色、宗教信仰、国籍,然而他们几乎都是来自所在地区的富人区、私立精英高中的上流社会子弟。哈佛宣称它的学生来自全世界,然而却没说是那个“重要的”全世界。进入学校后,社团拒斥普通的身份背景,即使家境阔绰,没有门第一样会遭受忽视;学生恋爱时,家境身份是否等同是重要的考量指标。作者在书中写道,“我那时想,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哈佛是一个一团糟的地方,一个造就美国统治阶级的温床。这个阶层等级分明,自命不凡,自我欣赏,但在知识的追求上却随波逐流。”

  不同于多塞特书中的哈佛旧式精英教育,随着社会文化不断变迁,新一代精英文化开始生成。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莫斯·可汗所著的这本《特权》即考察了教育机构对新精英的培养模式。当封闭的旧精英变成开放的新精英,教育机构的培养方法有何变化?在平等意识兴起的民主社会,新精英以何种方式维持特权?为何越来越开放的文化环境,孕育的反而更深层次的不平等?

  十八世纪欧洲以头衔、血统等方式划分精英阶层的方式,如今已不再适用于美国这个新型的移民国家。财富拥有量成为了划分精英的新标准,这也意味着美国的社会阶层相较于欧洲而言流动性更大。为了抵抗阶层流动对自身地位的威胁,旧精英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强化自己的精英身份,私利高中的寄宿制就是一大发明:校方试图在闭合的空间与“纯洁的”精英文化之下,打造一批未来社会的统治阶级。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逐渐开放化、多元化,精英阶层的形态不再是封闭排外的小圈子,精英高中的教育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学校开始接纳女性和少数族群,鼓励学生以更加开放的方式融入社会,既可接纳大众文化,也能欣赏高雅艺术,和任何阶层都能游刃有余地打交道,训练他们“淡定”的气质。新精英们不再视自己为一个封闭的阶级,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学校通过一系列教育手段实现了这点:新生入校后被校方刻意割裂家境身份,要求他们统一着装,暗示他们不属于家族、阶级,而是属于新的“圣保罗人”。同时,在个人主义理念的灌输下,学生们倾向于将他们取得的成就全然看作自己努力的结果,至于沦落底层的人,不过是因为懒惰或不会寻找机会才造成了自己的困境。在新精英时代,开放的意图反而掩盖了更深层的不平等,削弱了底层的力量,并将责任完全推到个体的身上。

  《被选中的》一书讲述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所精英大学的录取标准变迁,既是一本入学标准变迁史,也是美国权力与精英特权的流变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杰罗姆·卡拉贝尔试图通过写作本书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精英大学的录取标准如何塑造了美国精英?伴随着美国社会权力和精英特权的变化,这些录取标准产生了怎样相应的变化,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阶级结构的变化?

  从1900年到21世纪,美国精英高校的培养录取标准在这一百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初,精英学校的目标旨在培养有领导力和交际能力的未来统治阶级,他们往往富有超凡的人格魅力,游走在上层社会的鸡尾酒会和晚宴中,游刃有余地编织关系网。在这一培养目标的引导下,家世背景比学习能力更为重要。所以名校在录取中偏爱的是信奉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世家子弟,他们从小在私立贵族学校读书,成绩不一定优越,却游走在大大小小的课外活动之中担任组织者或领导者。

  这种标准一直持续到1950年末。反文化运动和民权运动兴起之后,平等观念日益流行,再加之前苏联崛起使美国政府开始注重学科发展、科技进步,人才的技术与能力开始变得更为重要,学校转而开始重视学习成绩好、能力强的学生。这一录取标准变化带来的后果是,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学生替代了占有经济资本优势的学生进入社会上层。然而,这一“贤能主义”的录取标准并未生发出真正的平等,反而让拥有隐形文化资本的学生认为自己被录取是因为本身能力更强,正如杰罗姆教授在书中所写,“在这个社会里,要求平等的伟大理想被残酷的竞争所取代,这些竞争也将造就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社会秩序可能与此前的世袭制度并无二致,也并不会理会所谓的社会公正。”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一书中提到了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四十年后,这一理论在当今中国得到了应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逐渐成为了就业市场的普遍要求;博士培养过剩,高校教师的学历要求已上升到海外博士水准。文凭为何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多人已经认识到高等教育所学知识对工作全无用处,企业为何仍将学历作为硬性要求?教育扩张是否能真正打破阶级壁垒,为人们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柯林斯在本书中提到,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实际上是过剩的,远远多过工作中要用到的东西。教育机构的存在不是为授予知识、培养劳动者技能,而是延长人们进入工作岗位的时间、解决社会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教育扩张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动者,防止失业率进一步攀升,在这一机制下,社会才能在劳动岗位日益被机器代替的时代维持稳定。

  除此之外,柯林斯也提出,教育扩张看似增加了机会平等,给予更多人向上层流动的通道,实际上却进一步阻碍了社会流动。他将工作分为“生产工作”和“政治工作”两类,拥有文凭的人往往从事政治工作——不需要过高的专业技能,更多注重的是人际交往能力等一系列“文化通货”,文凭代表的不是专业技能,受精英教育的人往往家世良好、有教养、有广阔的关系网。在这一层面上,文凭恰恰阻碍了社会流动,因为文凭所体现的并非全然是能力与技术,而是家境和资源。

  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法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布迪厄始终关注法国教育体制与社会权力关系。从1964年的《继承人》、1970年的《再生产》、1984年的《区隔》、1988年的《学院人》再到1989年集其思想之大成的《国家精英》,他用五本著作探讨了法国教育体制与阶层固化的关系,以及其中的知识、权力、文化是如何相互交错相互依赖的。

  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布迪厄以法国中学会考的优胜者为观察对象,对他们的家境、学业情况、毕业后的职业、取得的社会地位等一系列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他认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国家魔术”,它通过再生产机制来保证权力的运作和转换,从而维护社会秩序,而这一运作过程相当隐蔽。

  他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指的是家庭背景中的文化传承,决定了一个人的修养、举止、礼仪与趣味。由于教育机构本身就被上层文化占领,从小被上层文化熏陶的学生在其中能快速适应,而出身下层的学生则对这一文化感到疏离和不适。文化资本就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了法国领导阶级的原动力,推动着国家精英的进化历程。同时,教育机构也通过一系列机制进行了阶级划分,比如学业分类——将部分学科(哲学、法语、文学等)定义为“智者的学科”,将这些学科同“才华”与“天赋”联系起来,选择这些学科的学生往往拥有优越的文化资本。教育机构将相似的个体聚集起来,宣扬集体精神,通过“自豪感”、“内婚”等培养学生们对内部的感情,同时也使这一群体与外部世界进一步隔离。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总结道,“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阶级地位越低受害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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